中國央行研究局局長陸磊認為，當前貨幣條件中性適度仍偏寬松，未來宏觀調控必須高度關注流動性沖擊;貨幣宏觀調控要增加總量性，多發展直接融資;以溝通進行預期管理將成為重要調控平臺;若做好貨幣宏觀調控，今年底到明年金融將不會“卡脖子”。
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今日舉行的“經濟每月談”活動期間，陸磊表示，必須高度關注流動性沖擊，如果未來一直呈現境外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繼續放緩，變化延續到明年，中國央行仍將在流動性沖擊環境下來安排好宏觀調控。從今年前三個季度的貨幣供應和信貸增長率看，當前總的貨幣條件“中性適度”，依然偏寬松。
對于流動性影響，陸磊有以下解釋：
流動性影響主要體現在如果中國經濟從高速向中高速，進入到新常態是不可避免的，勢必會出現過去在金融層面上或者是企業投資層面上的高回報時代的收斂，而這種收斂反映到貨幣和信貸層面上就會出現一個變化，就是說商業銀行或者是投資者面臨著的優質的融資方是不是還像以往那么多，如果沒有那么多，我們就要關注貨幣層數會不會出現相應的收縮。大家知道，以往似乎這個社會充滿了投資機會，未來如果這樣的投資機會也是向下收斂的，我們就要關注貨幣擴張層面上會不會仍然像以往那樣旺盛，也是正因為如此，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要降息和降準，因為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就意味著金融體系的可貸資金量上升，而在可貸資金量上升的情況下，融資成本隨著金融機構總融資成本出現下降，就會有積極性向社會投入更多的流動性，這就是一個信用創造的過程。所以，基礎貨幣加貨幣乘數，兩者結合出來的結果是廣義貨幣供應量的結果。因此我們說，做任何事情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假定我們看到了主要矛盾是外部怎么樣、內部又怎么樣，這是兩個主要矛盾，我們抓住了，自然而然在宏觀調控層面上就可以看到，基礎貨幣怎么擺，貨幣乘數怎么改，這兩者做好了，大家在2015年年底到2016年會出現，金融將不會成為卡脖子的要素。
在未來進入到“十三五”時期，陸磊認為，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應該是財政和貨幣政策回歸到主流的、可靈活調整的宏觀調控的范疇。
宏觀調控到底是調總量還是調結構?陸磊指出，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貨幣政策往往是總量性的，但如果是銀行主導的宏觀調控，傳導機制上會帶有結構性，并非完全的總量性。
陸磊認為，不能被結構鎖死，要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更多的發展直接融資，在“十三五”末期、即到2020年，期望直接融資占全球融資的比重能夠從現在的17%上升到25%，期望有更多總量性，而非結構性。
他還認為，在工具方面可能也應該有相應一些創新。包括中國在內，未來世界各國都會提高宏觀調控的透明度，通過與企業部門和公眾的溝通進行預期管理將成為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平臺。另外，金融監管與宏觀調控也高度關聯。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不僅僅要進行順周期的微觀審慎監管，實行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對中國經濟和中國金融高度重要。
上周五中國央行宣布存貸款基準利率雙降，并宣布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等不再設置存款利率浮動上限。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也在評論中提到，央行放開存款利率的上限是利率市場化的大勢所趨。
馬駿認為，今后要讓金融市場和機構更多地使用諸如SHIBOR、短期回購利率、國債收益率、基礎利率等市場利率作為產品定價的基礎，逐步弱化對央行基準存貸款利率的依賴。同時，要通過一系列改革來疏通利率傳導機制，讓短期利率的變化(和未來的政策利率)能夠有效地影響各種存貸款利率和債券收益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