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任務，亦是明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所在。然而，五大任務有何背景？在實行的過程中會面臨哪些阻礙？突破口又在哪里？

　　針對以上問題，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特邀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對其進行解讀。

　　詳解五大任務如何落實

　　中國經濟時報：去產能，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你認為此次去產能重點在哪里，又應以什么為突破口？

　　劉元春：當前，我國產能過剩嚴重，一些企業債務率較高而盈利能力下降，迫切需要通過兼并重組、破產清算等舉措使其退出市場，達到供求相對平衡。因此，通過存量調整來退出一批、整合一批、發展一批企業，使產能過剩的行業能夠進行良性循環，恢復發展動力是此次去產能的重點。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我國去產能常常尋找不到突破口，對于哪些應該清算退出、哪些應該兼并重組仍未得到統一結論。同時，去產能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還存在維穩的壓力，企業倒閉則導致整個城市都倒閉的現象仍然存在。故而，圍繞去產能進行全面配套的改革才是應對良策。

　　此外，今年去產能的突破點也有所顯現。例如許多企業虧損面很大，導致地方政府難以用自身財力進行扶持，而這些企業或將成為２０１６年全面去產能的突破口之一。

　　中國經濟時報：去庫存，化解房地產庫存。你認為去庫存的過程中會面臨哪些阻礙，又將如何應對？

　　劉元春：在去庫存的過程中會遇到四個難題：

　　難題一，盤活庫存的資金來源。事實上，房地產的庫存過高不是一兩年積攢所致，而是多年積攢和過度膨脹造成的，為此國家提出了租售并舉的住房管理模式、市場與政府雙軌齊上的住房制度來去庫存。然而，不論是政府購買部分存量用于廉租房、公租房，還是企業通過購買存量房來構建租賃市場，其資金來源都是重要問題。

　　難題二，盤活庫存是以政府主導還是市場自發進行。一方面，政府調整存量通常會以降價等方式來進行，而很多開發商卻因背負大量債務并不愿讓步，政府與相關者的去庫存協議應該如何達成。另一方面，房地產生產商太多造成市場結構不合理，而這類不合理是該由市場調整還是由政府調整仍難達成一致。

　　難題三，農民工市民化需要多方改革共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是去庫存的一條重要出路，近期圍繞農民工市民化所展開的改革舉措也有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工市民化不僅僅需要政府在租房上的補貼制度，更需要多方布局，通過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來共同推進。

　　難題四，不同區域差別太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相應的獎補制度時，需要針對不同區域的不同情況來一一應對，管理成本很高。

　　中國經濟時報：去杠桿，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近期互聯網金融問題頻出，金融風險防范也被提上日程，你對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議？

　　劉元春：去杠桿是任何一個后危機時代都要做的事情。當前，我國企業債務率較高，金融發展呈現“蕭條性泡沫”的特點，大量的資金難以獲得預期的收益，從而形成在局部領域圍繞某一資產進行理財的現象。

　　對國有企業高債務而言，其存在著債務周期性，可通過破產清算、貸款剝離等舉措來應對；對互聯網金融泡沫而言，建立一個良好的監管體系則更為重要。

　　從過去來看，很多金融領域出現野蠻生長的現象，而政府往往因對新生事物的發展缺乏研究而導致監管滯后。當前，監管滯后加上實體經濟收益下滑，再加上流動性過剩，共同導致大量疏于監管的行業出現泡沫，亟須市場政府多管齊下。

　　我認為，一方面，要對野蠻生長、沒有真正服務功能和盈利能力的金融創新及時取締；另一方面，對有服務功能也有一定盈利能力的金融創新要進行全面規范；此外，對于目前已經出現過度負債的主體，必須由政府力量介入，防止局部風險演變成全局性、系統性風險。

　　在實施這三項舉措的同時，從戰略角度看，還需要建立一個穩健的監管體系，用于加強對這類新興市場的監管，這也是從根本上彌補過去監管滯后所帶來問題的好方法。

　　中國經濟時報：降成本，降低實體經濟企業的成本。降低企業成本就等于減少與之相關行業的得利，你認為該如何把握個中平衡，降成本要取得成功的關鍵又在哪里？

　　劉元春：降成本并非意味著對任何企業都無條件降低成本，在某種程度上它還不是普惠政策。例如，對于產能過剩的行業而言，對其進行大規模減稅反而會妨礙其進行結構性調整。而很多企業之所以成本過高，本質上仍歸結于當前各種制度和各種結構的安排存在著嚴重的扭曲，因此，降成本必須在改革和發展中不斷進行。

　　目前來看，降成本是很重要的任務，但它并非是簡單的、一次性的降成本，亦非是解決目前中國經濟癥結的方法，降成本背后的制度改革、結構調整才是它的核心。

　　例如，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必須依賴于政府職能的轉換、政府的簡政放權。其次，稅收成本的降低也不取決于政府簡單的調低稅率，而是需要進行稅制改革，防止因過度降稅而使政府面臨收支壓力，陷入經濟困局。再次，財務成本的降低需要良好的金融體系來支撐，若簡單通過降息和硬性措施來降低財務成本實屬困難。

　　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降成本只是一個表象目標，其背后的制度性、結構性改革才是重點，也是降成本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

　　中國經濟時報：補短板，擴大有效供給。要解決短板問題不僅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而且阻力很多，你認為該如何找到突破點？

　　劉元春：短板之所以會形成，核心原因在于三方面：

　　一，和過去的發展戰略有關。過去有很多發展戰略以外向型、出口導向戰略為主體，屬于不平衡發展戰略，導致大量制成品和服務、非貿易品的增長被壓縮。第二，與政府管制有關，政府在很多行業中大量限制各種資本的介入。第三，與整體市場氛圍有關。

　　要補短板，首先要調整發展戰略，從過去的不平衡發展戰略、外向型發展戰略向均衡性、內外兼顧的發展戰略進行轉變；其次，一些行業的進入、政府的管制要進行重構，要通過制度性改革破除過去“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此外，政府還要采取一定的戰略性扶持舉措，用于新興產業、個別貧瘠的服務業等行業的扶持。

　　善用市場力量對接五大任務落實

　　中國經濟時報：完成五大任務是否需要更多借助市場的力量，又該怎樣善用市場力量？

　　劉元春：我們要意識到，此次會議提出的五大任務是難以依靠當前的結構和市場功能完成的。實際上，這是一種市場失靈的表現。這種市場失靈的表現既有金融危機后階段性的反應，也有過去政府插手扶助的痕跡。因此要完成五大任務，并不需要政府完全包干，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場化的表現，而是要采取組合式的解決模式。

　　在前期，政府要通過主導各種改革來完善當前市場上的各種短板，使其功能恢復。

　　例如，產能過剩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市場不能出清的結果。一些地方政府的保護主義、ＧＤＰ主義制約著市場的出清功能，導致產能過度增長，這就涉及到了政府的職能轉變。即，政府要將過去閑不住的手收回，把市場功能重建作為改革的重點目標。

　　在后期，大量的攻堅戰必須要由市場來發揮作用。在政府進行短期的扶持、補助的基礎上，市場將作為調節的主要手段，大量的產能過剩要靠市場競爭來進行，企業盈利也要靠市場競爭來進行，補短板也要靠市場競爭來發揮作用。

　　因此，要完成五大任務需堅持長短結合，以政府主導改革來彌補市場失靈的核心功能，待市場功能恢復后則應起到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